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研究员

蔡美彪同志1952年北京大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受命协助范文澜同志编纂《中国通史》，同时研究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历史及语言、中国农民战争等问题。1979年任研究员，1983年任博士生导师，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退休，2006年被评为首批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先后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国际蒙古学会荣誉会员。多年的求索和磨砺，形成了他特有的学术风格：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史料相结合、渊博与专精相结合。他对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具有渊博的知识，并专精于辽、金、元历史，同时在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等古文字学和民族学等领域均取得海内外学界瞩目的重要成就。

一、主持编写《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党中央交办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长期协助范文澜同志撰写《中国通史》。范文澜同志去世后，他牢记党组织和范老的重托，精心组织全国专家，历经38年编写完成《中国通史》第5至12卷（369万字，人民出版社，1978-2008）。作为主编和主要撰写者，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了保持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和统一的风格，他始终坚持在作者提供初稿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重新撰写，为此花去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和时间。《中国通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的力作，是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学习历史知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典范之作。全书出齐后，立即在学术界受到一致赞誉，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先后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

二、独著《中华史纲》

应江泽民同志编写中国简史的提议，他以八十高龄之年，历经3年艰苦努力，独立完成30万字《中华史纲》（201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扼要清晰地阐述了从远古到清朝末年的中国历史，全面透彻地分析了历史发展的兴亡得失，不论在典章制度的流变，还是于经济社会的兴衰，都力图细绎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联系，清晰勾勒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认为这本书力求追踪前代史家足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有通史家风，是一本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文风的好读的中国通史。中国史学会前任会长金冲及评价该书由博返约、厚积薄发，这不是时下许多“短平快”式的急就之作，以及“话说”、“戏说”之类的书所能相比。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向全民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正确的历史观和准确的历史知识的教育，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均具重要的学术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历史及其语言文字研究

他专精于辽、金、元历史，研究涉及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等古文字学和民族学等领域。主要代表性著作有：编著《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合著《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等。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他为中国辽金元史研究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对八思巴文的诠释、整理及研究利用为当今国内外第一人。

经国务院同意，1978年组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并设总编室，委托谢毓寿、蔡美彪同志负责，组织全国近千名科学工作者历时5年完成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5卷6册，700万字，科学出版社，1983-1987），他为此大型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这部大型历史资料集广搜博采，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善本抄本、方志、碑刻、题记、档案等文献和实物，同时对资料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订工作，因此，这部资料集是编者们潜心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世界上内陆地震迄今最完整的信息资料，对于探索地震规律，建立全社会防灾减灾有效机制意义重大。这部资料集获得1997年中国图书奖。

他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来，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恪守范文澜同志的“二冷”（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精神，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探索历史问题，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深入挖掘和广泛利用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在缜密梳理后恢复历史真实，提出有说服力、令人信服的观点。他坚持真理，坚持独立思考，研究问题从实际出发，从不为古人定论、时尚新论所宥，不为势利所动，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虽年至耄耋、体力脑力难免不支，但他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顶风冒雨坚持每个工作日都到研究所工作。2008年3月，他被确诊患腹主动脉瘤，但直到住院前几天，还在办公室工作。术后，他顾不得踏实休养，又照常来到办公室。尤其是他在夫人重病缠身、无法自理的困难面前，一边照顾夫人，一边焚膏继晷地完成了30万言的《中华史纲》。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他谦虚地说：“我的成果有限，水准平平，每次受到奖励和鼓励，都深感不安。现在我已年逾八旬，已不能侈谈壮志宏图，只能在有生之年，鞭策自己，继续努力，坚持不懈，竭尽所能，做一些能做的工作。”这就是他的胸怀和志向。

他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能够以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事迹突出，成就显著，在历史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他的治学态度、顽强精神、高尚情操为后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也赢得了同志们的由衷敬佩。